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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媒體鏡頭怎樣對準犯罪嫌疑人
作者：佚名 日期：2001-9-10 字體：[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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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陳煜儒
受訪者：魏永征（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新聞法專家）
主持人：人們經常能看到警察抓犯罪嫌疑人的消息。有時，人們還可以看到記者在看守所采訪罪犯嫌疑人的正面鏡頭，犯罪嫌疑人面對觀眾述說著自己的犯罪經過和目的；在報紙上人們也可以看到標有“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隨著“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確立，在法院還未判其有罪之前，媒體應該如何表現犯罪嫌疑人？
魏永征：犯罪嫌疑人的肖像是不是可以見報或出鏡，這個問題我想不能一概而論，就我讀到的世界上幾十個主要國家的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準則，似乎都沒有一刀切的規定。同犯罪作斗爭是保衛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權益的正義行為，比方警察或者群眾當場扭獲正在實施犯罪的嫌疑人，新聞圖像加以表現就沒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如果有的圖像極力表現嫌疑人的丑態，比如嫌疑人被押著躬身90度走出來，或是帶著手銬甚至五花大綁作低頭認罪狀，這就不好。我國憲法規定人格尊嚴不受侵犯。這樣畫面的作用是羞辱嫌疑人，而羞辱是有損人格的。同時還混淆了犯罪嫌疑人同罪犯的區別，在他還沒有被法院定罪以前就會被公眾認為他是罪犯，當然對罪犯也不宜這樣表現，他的人格也是不可侮辱的。
主持人：就我國目前的法律對媒體約束狀況來看，如果犯罪嫌疑人未被審判就被公之于眾，媒體要承擔責任嗎？犯罪嫌疑人擁有什么權利？
魏永征：犯罪嫌疑人除了人身自由因為被依法羈押而受到限制外，享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一切權利，包括人格尊嚴。因涉嫌犯罪而面臨的訴訟中，他的主要權利就是接受公正的公開審判的權利，這是一項基本人權，《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還有區域性人權公約都有規定。公正和公開審判，有一系列原則，其核心就是司法獨立和正當司法程序，就是說確定一個人有罪，必須由法院在不受外界干預的情況下按照法律規定的訴訟規則進行審理，然后作出判決。任何人在被依法判決有罪以前，有權被視為無罪，這就是著名的“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雖然是18世紀資產階級法學家提出來的，但是社會主義法律也接受了這個原則，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法律里就有；我國1997年實施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也被認為是對無罪推定的表述。無罪推定對新聞報道有重要制約，認定一個人有罪，既然只有以法院判決的形式宣布，那么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包括新聞媒介在法院判決以前當然都無權作這樣的表述。所以我看到許多國家的新聞職業準則，如德國、美國、俄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都規定新聞報道必須遵循無罪推定原則。
犯罪嫌疑人在審判前被報道是正常的，特別是那些涉及公共利益的案子，如官員的貪污瀆職案件，有的立案后就要由官方來宣布，問題在于，這時的報道只能客觀敘述有關機關所采取的措施，如立案、逮捕、起訴，而不能擅自宣布嫌疑人有罪。我們的媒體在這方面還相當不注意，還沒有審判，就說嫌疑人是“貪官”、“殺人犯”，“國人皆曰可殺”，還要“千刀萬剮”，這是直接違反我國法律規定的。外國把這種超越司法程度的報道、有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的現象，稱為“媒體審判”（trialbymedia）。
要問媒體對于“媒體審判”承擔什么責任，在我國目前只有這樣的情況：媒體說某人有罪，后來法院判決他無罪，他就可以告媒體侵害他的名譽權，媒體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媒體審判”不僅侵犯嫌疑人的權益，還侵犯正常的司法程序。
主持人：對于“媒體審判”，國外的新聞法是否有規范？據說英國曾有判例，因媒體審前炒作，犯罪嫌疑人被釋放，對此您怎么看？
魏永征：英國有一部《藐視法庭法》對“媒體審判”具有制約作用。我知道的英國這樣的判例有好幾個。1993年有一起三個警察涉嫌偽證罪被起訴又被撤訴，因為法庭認為新聞媒體作了大量的報道，使審判難以進行。1994年又有一起姐妹謀殺案已被判了終身監禁，而上訴法院卻認為，由于在審判過程中新
聞媒體進行了夸大其詞的宣傳，姐妹倆被剝奪了接受公正審判的機會，判決罪名不能成立。1995年，一件偽造貨幣案被終止審理，因為在審理過程中《世界新聞》報發表了一片長篇報道，被告就以“媒體審判”、“媒體證明她們有罪”為由進行抗辯，法官認定報道妨礙了陪審團的正常工作和正確判斷，裁定撤案。這種事情在我們看來會很奇怪，這不是放縱壞人嗎？
我認為，這里體現的與其說是對嫌疑人權利的保護還不如說是對司法程序和司法公正的保護，由于“媒體審判”的影響，
正常的司法程序被破壞了，法院只好放棄履行自己的職責。因為不按司法程序的審判造成正當程序的破壞這個危害，比放縱一個可能的罪犯不知要大多少倍。這就是程序正義優于實體正義。當然對司法程序的保護歸根到底還是對人權的保護。
當然這是極端措施。英美法制對于防止媒體對審判的影響有一整套辦法，比如把犯罪嫌疑人轉移到受媒介影響較小的地方去審判。不久前處死的美國俄城爆炸案主犯麥可維，就不是在俄城當地審判，而是到美國中西部另一個城市審判，因為俄城群情激憤，不利于審判的正常進行。
前一時期，有人對輿論批評“媒體審判”提出不同看法，認為我國審判不是實行陪審團制度，法官審判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媒體發表意見不會影響公正裁判。這種看法也有一定道理，所以我
們對案件的報道和評論應該說還是比較寬松的。而且有的犯罪嫌疑人罪大惡極，媒體在報道過程中說上幾句“該殺”之類的話也不見得會對他造成什么事實上的損害。但是，我們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全局來看問題，眼下在社會上“依法獨立審判”“無罪推定”“罪刑法定”這些觀念還很淡薄，媒體理應向群眾宣傳社會主義法治知識，普及現代法治觀念，如果媒體的報道造成一種法律規定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法定的嫌疑人權利可以理會也可以不理會那樣的輿論環境，我們還會有司法公正嗎？
主持人：有幾位英國的記者曾經對我說，你們中國記者的權力很大，鏡頭可以伸向法庭，犯罪嫌疑人未被宣判，其照片就可以見報；而在英國，我們必須去法院看一看有沒有法官的禁令，如果法官不允許我們報道，我們必須服從，否則，我們會被起訴。這樣說來，我國媒體的地位是否更優越一些呢？
魏永征：我們的媒體負有輿論監督的職責，包括監督司法；但是輿論監督只能在法律范圍內進行，不能影響依法獨立審判。有人會想，媒體說這個人該殺，后來法院也判他死刑，這不是正好說明媒體的作用嗎？我想舉一個很有名的案子：一名警官，酒后駕車，發生交通事故，一死一傷，并且把其中一人拖著疾駛幾百米才停車，媒體對這個案件作了大量披露、聲討，肇事者以間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被判處死刑。他在臨刑前扔出一句話：“我是死在記者手里的。”媒體看到這句話很得意，拿來做在標題上。法律界看了就發生懷疑，這不是新聞報道影響審判嗎？于是議論紛紛。而最近上海發生一起交通肇事，罪犯因女朋友生病住院高速開車前往，交警攔阻，把交警撞到車頂上還不停車，致使交警摔下死亡，經最高法院批復，以間接故意殺人判處死刑。這兩個案子，根據行為人主觀上對危害具有放任心理而認定間接故意是一樣的。后案判決后一點議論也沒有，對前案卻質疑很多，就是因為后案審前沒作報道而前案報道過多。即使媒體看法和法院判決都正確，人們還是會想，你法院判決是按照事實和法律獨立作出的呢，還是聽媒體的？要是大家都這么看，對于維護我們司法的權威性、公正性有什么好處？所以對于審判，媒體永遠不要去追求什么超前，如果審判真的是靠媒體推動的，那么我們的法治就很不妙了。
主持人：看來，媒體在進行涉訟案件的報道時，無論是攝像機、照相機的鏡頭還是記者手中的筆，都應盡量避開“媒體審判”。那么，我們媒體的鏡頭應該怎樣對準嫌疑人？這對公民利益的保護有什么好處？
魏永征：我想在原則上這是明確的，媒體的鏡頭不應該對司法獨立和公正構成某種威脅，同時不允許損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嚴和其他權利，而嫌疑人權利是司法程序的組成部分，所以保護嫌疑人權利也關系到維護正當的司法程序。這有利于在總體上維護公民合法權利。